于会泳的大起大落却非同于常人！十年时期

于会泳的大起大落却非同于常人！“十年”时期，正是他政治与艺术双丰收的人生巅峰时刻。尽管最终命运与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政治的旋涡使他的一生毁于一旦，但作为一位卓越的音乐家，他所创造的京剧“样板戏”音乐风格，却承载着一种久违的、别具一格的韵味，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学术界持续探讨的课题。

于会泳，1926年出生于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年起，他就对家乡的民歌、秧歌充满了热爱。

他曾深情地回忆自己的童年：“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这里善良和蔼的人们最讲义气和良心，为了良心和友谊，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一切。黄海滨上那些打扮得红红绿绿的少女，嘴里经常哼唱着动人的小调，她们会唱的民歌小调多得数不清。在海滩上拾蚌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各村间的姑娘们为了展示她们歌唱的本领而展开的‘斗歌’。每当我哼起幼年时大姐教给我的那些欢乐的或悲怆的民歌小调时，便立刻勾起我对童年情景的回忆……”

在乡村学校读书时，于会泳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等多种乐器。高小毕业后，他在本乡小学任教。1946年9月，已经当了四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瞒着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的寡母，约了两个伙伴，偷偷地从家中跑了出来。他们整整步行了三天，最终找到了驻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凭借一手出色的画作和优美的二胡演奏，他征服了文工团的“考官”，从此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文艺战士。

在文工团的几年里，他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谱曲、编导等技能，同时还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成为了团里的顶梁柱。在这期间，他还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

1949年9月，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氛围，学生们经常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到基层演出。于会泳入学不久，就仿照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写了一个小歌剧《夸女婿》，并亲自担任导演兼主演。

在这个小歌剧中，他充分发挥了山东民歌风趣、幽默的手法，加上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嗓音，唱起来韵味十足。这让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赞赏不已。《夸女婿》在1950年的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观众的欢声笑语和热烈欢迎。一炮走红的于会泳在上海音乐学院被公认为是最有才气的学生。

对于于会泳而言，他执着的艺术追求、雄厚的传统积累、高涨的创作热情以及聪慧睿智的才华使他在众多戏曲艺术家的共同创造中脱颖而出，成就斐然，令人瞩目。他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威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进入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

1949年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专修班学习，成绩突出并留校任教。一直到“十年”之前，他曾担任华东分院音工团创作组组长、民族音乐研究室及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音乐理论系副主任等职。这是他潜心钻研和音乐上积蓄的最佳时期。由于他对民间音乐的酷爱和执着，在研究及教学上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赏识与肯定。

上海音乐学院历史悠久，从萧友梅、黄自到谭小麟及众多中外音乐家均汇集于此。这里也是近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最早起步的地方，一代代优秀的作曲家都曾在这里获取营养并成长。这一优越的环境对于深爱民间及传统音乐的于会泳来说，仿佛插上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双翅，使他在短暂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获得了超寻常的成果。他在京剧现代戏的音乐创作上彰显了一生的艺术辉煌，同时也将中国传统京剧音乐创作推向了又一个历史的新高峰。

于会泳认为：“腔格”并不等同于“说话音调”，而“腔格”对于字调的适应，是受整个唱腔自行规律所制约的“音乐音调”，即用音乐音调去适应字调的调值。因此，“腔格”对于“字调”的适应只能是“音乐化的适应”。既然是“音乐化的适应”，那就自然是“大体的适应”。《腔词关系研究》论著就“腔格与字调”的结合，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归纳和总结：

1. 腔格对于字调的适应，只能是音乐化的大体适应；

2. 唱腔以繁化的手段，去简化地适应字调；

3. 几种不同的、但相近似的调值，可以通用一种腔格；

4. 一种调值，可以兼用多种腔格；

5. 一定字调的腔格不拘坐落音区，但在紧相邻接（特别是在同顿逗中）的字调之间，在腔格上往往存在着相对的高低比例。

上述腔词关系的种种理论，不仅具有规则的客观性和理论的严谨性，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创腔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操作性和施展手段。其核心在于：为创腔实践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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