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国护卫昭宗到达曲靖，文秀说服王尚礼等人迎接昭宗

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国护卫昭宗到达曲靖，文秀说服王尚礼等人迎接昭宗，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曰：‘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定国指天自誓，在归化寺拜见昭宗，大哭，共同迎驾入昆明。

晋封蜀王，赐：{藩宣亲臣}金章，昭宗为定国与文秀割衣订下二姓之盟。两人共同辅政。

十月，封祖先为亲王，命文秀经营四川。派部将高承恩统兵五千由云南进入四川雅州，以心腹将领征虏左将军祁三升任总理全川军务，会同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统率兵马进至嘉定府，文秀本人则率领大军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汉源县北）、雅州到达洪雅县（属嘉定府），在该县境内的千秋坪建立了帅府，撰写了《天生城碑记》，表示要以此为基础，恢复四川。

文秀在千秋坪设立了文武官员，大建宫室，极力想把这里构建成经营西南的大本营，为北攻保宁（阆中），东联夔东十三家，与清军争夺湖北。但因为孙可望欲图进犯云南，文秀不得已回师，前后在千秋坪只驻守了五个月，经营四川的战略未能实现。

永历十一年（1657年）九月，孙可望起兵叛明，并派白文选等人率兵攻打云南，文秀被任命为右招讨大将军，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交水（曲靖之战）。文秀与白文选追击孙可望，昭宗下旨想招降回孙可望，文秀遂写血书交付孙可望，但是没有听从，逃往长沙投降了清朝。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文秀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十月间，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军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昭宗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昭宗也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昭宗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

永历十二年（1658）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一次明显暴露。从当时形势来说，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对移跸[bì]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昭宗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昭宗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

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昭宗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这说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

大臣金简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这里说的二王是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李定国和永历帝把他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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