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旅游的那些人(除了耳熟能详的徐霞客,中国古代大旅行家还有他们)

从圣王到帝王：古代中国最早的“旅行家”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

大禹的“旅行”虽然地域广大，终究还是在履行治水职责，帝尧率部迁徙与帝舜南征三苗，均无暇浏览沿途风景，算作旅行家似乎略显牵强，那么尧舜禹之后1000多年的周穆王，就比大禹有兴致多了。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某战国时期魏国大墓的竹简中，有《穆天子传》六卷，其中详细记载了西周中期的周穆王，在赵氏的祖先造父驾车、河宗氏伯夭担任向导的引领下，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周穆王的西行路线，大抵是从宗周所在的关中盆地出发，经过洛阳所在的中原大地，向北渡过黄河、漳河，向西越过太行山、吕梁山，经由河套平原，抵达河西走廊或青海湖一带，到达西王母的部落。

周穆王的行程如若属实，其很可能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经略西北的天子，比起后来的赵武灵王、汉武帝、隋炀帝要早得多。考虑到西周立国关中，确实需要笼络位于黄土高原的西戎、北狄。周穆王的西游，从路线上看，或许便是出于威慑西北的目的。无论我们后人如何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去渲染周穆王的西游，甚至一度把他神化为与“西王母”并尊的“东王公”，其西游背后的战略目的依旧是不能忽略的存在。别忘了，西周王朝的灭亡，与西北戎狄的威胁关系紧密。

彩绘插图《八骏巡游》，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八骏是给周穆王拉车的八匹宝马，《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天下，由宗周出发，越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

自尧舜禹、周穆王之后，历代帝王均会利用“巡行”来威慑天下，实现其所主导政权的政治稳定，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清高宗便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巡行天下”的代表性帝王。他们无不以“圣王”自诩，无不以帝王权威亲临天下，强化王朝的统治秩序。

使者与僧侣：背负使命的旅行家

比起皇帝、王公亲临异域，派出使者远赴他乡完成天子的使命，才是中国古代儒家价值体系更为推崇与认可的模式。在更为常态化的皇权运作模式下，使者往往被委任颇具“开拓属性”、甚至带有冒险色彩的使命，这也为使者成为古代世界的旅行家，提供了可能性。

与司马迁同处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无疑是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位“使者旅行家”，他探索的足迹遍及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诸国，涵盖今日的西北五省区、蒙古国、中亚五国乃至阿富汗，其所打探的情报以及二次出使所派出的副手，甚至与中亚以西的波斯发生联系。张骞的两次出使，极大地拓展了大汉帝国的战略视野，也为日后的古代中国与欧亚非大陆各大文明产生国际联系，开通了廊道网络。

张骞铜像，用青铜浇铸而成,位于甘肃敦煌阳关博物馆前

随着东汉的衰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陷入混乱，王命特许的使者不再是丝绸之路上的旅行主力，以信仰传播为使命的僧侣取而代之。西域与天竺的僧侣，早在东汉年间便已进入中原，而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地僧人，则是“猪八戒”的姓名原型——朱士行。这位僧人活跃于三国曹魏政权治下，在曹魏甘露五年（260）西行至于阗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抄经取经，最终派弟子携带经书返回中原，而自己则留在于阗国。

在朱士行之后，又有不少汉地僧人西行求法，却大多并未走到印度，而是止步于途中的河西走廊、于阗国、龟兹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高昌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因为此时的佛教中心已然转移到印度北部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西域诸国也是佛法兴盛之地，倒也不必非要去印度。以至于时人均认为于阗国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而开凿敦煌莫高窟的乐僔、法良便是在如此背景下止步敦煌开窟造像的。

第一位彻底走到古代印度境内并返回国内的高僧旅行家，是归国后写下《佛国记》的法显大师，他的海外足迹兼及陆上丝绸之路（去程）与海上丝绸之路（归程），国内足迹则见证了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东晋诸政权之兴衰。法显自后秦时期迎来鸠摩罗什的长安出发，路经诸凉与西秦混战的陇右与河西，进入西域，而后穿越瓦罕走廊，抵达今日的巴基斯坦，一路穿行在印度河上游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邦国之间，渡过孟加拉湾，来到时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而渡海后经转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向广州驶去。奈何遇上海风，被一路吹到山东半岛的青州登岸，刚好进入因刘裕北伐而纳入东晋治下的南燕故地。

而后法显经由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来到长江流域的佛教中心、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城（今江苏省南京市）。他在建康一待就是5年，写就了《佛国记》，并与弟子翻译了诸多经书，而后到访并圆寂在荆州城。这位出生于平阳郡（今山西省临汾市）的僧人，就此在信念的支撑下，走遍佛教文化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域，堪称中国第一僧侣旅行家。

法显登陆纪念雕塑，位于青岛崂山那罗延窟不远处华严寺山

法显之后，唯有初唐高僧玄奘可与之相匹敌。千百年后在中亚与新疆探险的探险家们便在一定程度上参考着《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开创了西域考古的先声。

在玄奘之后一个多世纪，一位名叫杜环的军人，在跟随一代名将高仙芝征战怛逻斯城战败后，被阿拉伯人俘虏。或许是出身京兆杜氏的高贵，或许是阿拉伯贵族无意与大唐持续交恶，本是俘虏的杜环阴差阳错受到阿拉伯人的优待，由此开始了一次周游西亚、北非的旅行。

杜环的旅行从伊拉克南部名城库法开始，跟随阿拉伯使团先后周游了耶路撒冷、埃及、努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并最终在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的马萨瓦港登船返回波斯湾，而后搭船回到广州。他的经历被写入《经行记》，收录到其族叔杜佑的《通典》中，由此被后人所知，杜环也由此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到访过非洲的中国人。

非洲东北部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古代旅行家抵达最远的地方，除了盛唐时期的杜环，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抵达非洲的旅行家，仍旧是“使者旅行家”郑和。

郑和主持的七下西洋，自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入泊等候季风，先后抵达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北部、西部的三十多个南洋国家，其中就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今菲律宾）、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彭亨（今马来半岛）、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古里（今印度的卡里卡特）、阿丹（今也门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一带）、左法尔（今阿曼一带）、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等地，最远到达东非与红海。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郑和到访南洋诸国之前，奉元朝使命下南洋出使真腊古国吴哥王朝的周达观，曾在吴哥王朝的盛世余晖下度过出使生活一年有余。他回国后写下《真腊风土记》，为我们认知吴哥窟的辉煌时代，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而且周达观的记述兼顾山川草木、城郭宫室、风俗信仰、工农贸易，堪称全面，是中国古代使者旅行家记述异域文明面面俱到的难得著作。从这个意义上看，周达观的记述，只是比郑和早了不到一个世纪，却要远比郑和下西洋，更具有“旅行家”气质。

士大夫：古代中国旅行的“主力军”

古代中国的自费旅行中，士大夫是真正意义的旅行主力军。

孔子是士大夫阶层初步成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商周时代没落贵族的血统与传授知识有教无类的新潮做派，同时出现在孔子身上。士大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脱胎于贵族阶层，也算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现象。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从目的上，是为推行其创立的儒家学说，试图在关东诸国恢复周礼秩序，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却也开创了士大夫阶层自费旅行的先声。孔子所周游的列国，卫、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基本上都是位于黄淮海平原上的诸侯国，也是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更是后世被称为中原的主要地域及其毗邻区。孔夫子的周游，虽然谈不上对于华夏地域的开拓，却也算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文明区域”，这对于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大有裨益。

《孔子圣迹图》之《子路问津》，描绘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赴楚国途中遇河找不到渡口，子路和孔子问道于途，分别遭到隐士长沮和桀溺的奚落。孔子周游列国，开创了士大夫阶层自费旅行的先声

如果说，孔夫子的旅行仍旧具有一定的政治性，那么以《太史公书》（《史记》）名垂青史的太史公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位以自费旅行的形式、以开阔视野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可能在汉文帝诏“入粟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刺激政策下，用四千石粟米换取了五大夫爵位（地位约等于每月六百石俸禄的中级官员，比如太史令、太乐令），从而跃升为有爵位的士大夫阶层。

与司马迁祖父司马喜同处文景时期的晁错就曾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汉代一亩等于今天的0.228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那么司马喜能够拿出来的四千石粟米就是汉制4000亩土地一年的收获，而这些只是司马喜“买爵”拿出来的一部分家资，绝非全部。由此可见，司马家族至少在司马迁之祖父司马喜时期就已经是殷实一方的地主家庭了，考虑到司马谈位居太史令的仕途还算顺利，祖业与俸禄必能为其带来丰厚的物质收入，而司马迁正是在如此丰厚的家庭条件下，方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便壮游天下。

位于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其建筑群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位以自费旅行的形式、以开阔视野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

另外，殷实的家底也为司马迁的壮游，提供了丰厚的知识储备，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便能阅读诵习古文，后又学习了《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要知道，在宋代印刷术普及、纸张成本下降之前，能够读得起竹简制作书册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仕宦家庭。而在秦始皇与汉武帝之间的时期，焚书坑儒导致很多经典，哪怕是竹简，都未必能够搜罗得到。司马谈很可能是动用了身为太史令的职务便利，以及其与关中权贵的交际网络，方才能够为司马迁提供如此高水准的教育资源。

司马迁的壮游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从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东南行，走蓝田，出武关至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下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渡过长江，沿沅水直至武陵郡（今湖南湘西地区），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山（今湖南省南部南岭北麓），而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大禹疏通的九江，辗转到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上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探禹穴；北返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曲阜，考察齐鲁文化，观孔子遗风，经过孟尝君的薛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西楚霸王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汉太祖刘邦君臣的沛（今江苏省沛县）、丰（今江苏省丰县）、砀（今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睢阳（河南省商丘市）、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回到长安。

司马迁二十岁壮游的路线，大体就是尧舜禹、屈原、孔子、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等远古圣王、风云人物的活跃地域，也正是汉武帝开边之前华夏文化的基本地域范围。在这条路线中，我们既能看到年轻的司马迁是如何追慕他年少时在书中读到的楷模，也能看到一张历经秦始皇与汉初君臣整合之后的华夏文化版图。岭南、八闽与河西此时尚且处于汉朝势力之外，巴蜀地区交通尚不便，北边诸郡也是匈奴袭扰的前线，所以司马迁的足迹此时并未涉足。不过，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壮游天下，二者范围的变化，其实也能看出华夏文化波及地域的整合与扩大。

司马迁在壮游之后的仕宦生涯中，也先后跟随汉武帝的巡行周游了关中附近的坛祀，见证过汉武帝的封禅泰山，更是作为使者，出使过当时被称为西南夷的大西南，成为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第四位出使西南的使者。从汉武帝身边，到被巴、蜀以南的新设五郡，司马迁势必要路过汉中或巴东进入巴蜀之地，进而向巴蜀盆地西南山地进发完成其出使任务。由此观之，司马迁的自费壮游与公费差旅，几乎走过西汉王朝除辽东、河西、岭南以外的全部疆域，也为其《史记》著作提供了丰厚的旅行观感背书。

自司马迁之后，士大夫阶层的壮游、差旅也随着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到来而渐趋频繁，唐代诗人李白、宋代词人苏轼便是在唐与宋两大古典中国的高峰之世，于壮游或贬谪途中，用诗词点染江山的代表性人物。不论是处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高光时刻，还是处于“鹤骨霜髯心已灰”的低谷暮年，诗词赋予行程以诗意，让人生逆旅，化作诗意行走。以至于千百年后的后人，得以无数次通过他们的诗篇，依稀看到那令诗人妙笔生花的旅途一瞬。

在李白的诗篇中，我们能看到“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晋阳城外的太原早秋，能看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盛夏时节的庐山飞瀑，能看到“云霞明灭或可睹”的梦中仙山天姥山，能看到“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大河，也能看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秦岭终南山。诗篇谱写着江山，让后世旅行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诗意就此伴随着典故，荡漾开来。

苏东坡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贬谪惠州、儋州期间的岭南行程，比起之前的经历，其实最像是旅行。一生起落，早已磨砺成熟了一代文豪的心志，那个在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中年太守，那个在黄州悟透“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团练副使，那个在文赤壁与沙湖道中分别吟咏着“千古风流人物”、感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贬谪士人，自梅关初入岭南时仍旧喟叹“自古南来几人回”的“鹤骨霜髯”的老人，终究还是趁着前往贬谪之处的途中，游山玩水，一路把一池池湖水化作了一汪汪“西湖”，南华寺神会六祖，罗浮山中遇真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的岭南旅行，自梅关起，顺浈水而下，至韶州而南，越英州、罗浮而入惠州，居惠州三四年，埋葬了英年早逝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再度西行被贬赴海南，途中在广州扶胥港（今黄埔）南海神庙旁题诗“浴日亭”留下“扶胥浴日”作为宋元时期的广州八景，顺西江而上，路过六祖惠能大师出生、顿悟、植梅、圆寂的光孝寺、梅庵、国恩寺，至梧州而直趋雷州，而后渡海抵达“岛边天外”“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是仍旧心怀社稷的心，“乘桴且恁浮于海”则是放达天外的豁达胸怀。

如果说人生亦是旅行，那么苏轼因岭南贬谪附送的旅行，更像是其一生通往更大格局的一次试炼。从惠州到儋州，岭表天外的际遇，尽化作诗词章句间的牵绊与豁达。回顾苏轼一生，我们会发现那些旅途中的诗篇，往往最为经典，足以照见天地心。

从圣王到帝王，从使者到僧侣，再到文人士大夫，中国古代旅行家群体，最终在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文化大兴的浪潮下，孕育出同样出身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徐霞客，集历代旅行家优点之大成。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下的旅行家，出现在晚明时代的徐霞客，也是文人画、山水诗以及回荡在天地间的文人英雄梦历经千年文化传统积淀之所致，理应被放置在一个渐次成型的旅行家群体队列中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