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 旅游)

【编者按】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著名诗人，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多次获国际大奖。达尔维什的故乡位于加利利地区的比尔瓦村，在1948年中东战争中，这里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达尔维什在以色列境内生活多年，多次被捕入狱。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死于美国休斯敦赫尔曼纪念医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他举行了国葬。

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全面介绍这位伟大的诗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诗苑译林”丛书，在诗歌界享有极高声誉。随着近年来诗歌阅读逐渐复苏，2013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启动了这套图书精品的出版，不仅延续名诗精选和诗人翻译的编辑方针，更致力于填补现当代世界诗歌汉译史上的空白。这次出版的“达尔维什诗选”，就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地译介达尔维什的诗歌。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诗选译者之一薛庆国所写的序言，原题为：《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标题为编者所拟。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关于巴勒斯坦，还能想起什么？

旷日持久的冲突，失去领土的国家，凄凄惶惶的人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房屋，向敌人抛掷石块的少年，蓄着胡子的人体炸弹，戎马一生、却在重兵围困下受辱至死的传奇领袖阿拉法特……这是全球化时代传媒留给世人的一个悲情民族之印象。

巴勒斯坦大诗人达尔维什的诗歌，也向世界诉说了这个民族的不幸、苦难与抗争；但它更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尊严、情感与审美——那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也是属于人类的。

1941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庄比尔瓦。1948年，为躲避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他随家人前往黎巴嫩避难。战后，因家乡遭焚毁，他被迫迁居另一被占城市海法，在那里读完中学。毕业后，他加入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的编辑，其诗歌生涯也从此开始。1961至1969年间，他被指控从事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政治活动，先后5次被捕入狱。

1970年，达尔维什前往苏联，在莫斯科社会科学院学习一年。此后，他经友人介绍前往开罗，在著名的《金字塔报》作家俱乐部任职，结识了多位阿拉伯世界一流的文学家。1973年，他又流亡至贝鲁特，担任《巴勒斯坦事务》月刊主编和巴勒斯坦作家及记者协会主席。1982年，以色列为清除巴解组织而入侵黎巴嫩，他被迫辗转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后受阿拉法特委托，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并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1987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并应阿拉法特之邀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1995年，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后，他作出了回归祖国的抉择，晚年在巴城市拉姆安拉及邻近的约旦首都安曼两地定居。

2008年，他前往美国休斯敦接受心脏手术，8月9日因手术意外失败而去世，享年67岁，其遗体被用专机运回拉姆安拉安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举国哀悼3天，为这位伟大的“巴勒斯坦的情人”举行国葬。

2008年8月10日，巴勒斯坦民众在拉姆安拉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达尔维什。

自196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无翼鸟》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获得过苏联列宁和平奖、亚非作家联盟莲花奖、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荷兰克劳斯亲王奖、马其顿诗歌金桂冠奖等10多项国际大奖，其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他的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唱。

海法——贝鲁特——巴黎——拉姆安拉，构成了达尔维什半个世纪流亡生涯的主要轨迹。与流亡地的变换相对应，达尔维什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达尔维什流落到被以色列占领的海法定居。在此度过的青年时期，是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其间，他陆续出版了《无翼鸟》（1960）、《橄榄叶》（1964）、《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1966）、《黑夜尽头》（1967）、《鸟儿死在加利利》（1969）、《我的爱人从梦中醒来》（1970）等诗集。这一时期，达尔维什亲历了祖国沦陷、无家可归的不幸，也参与了收复故土、追求自由的抗争。他的诗歌（其中不少是在狱中写就）叙述了自己“被从故土连根拔起”的苦难，也表达了坚贞不屈的意志。这一阶段诗作的基调是悲愤的，但也流露出对正义事业的信仰，对回归家园的信心；诗风总体上通俗晓畅。因此，他被冠以“爱国诗人”、“抵抗诗人”的称誉。

自1970年开始，达尔维什先后在莫斯科、开罗和贝鲁特等地流亡，并在贝鲁特工作近10年。这一时期，他陆续出版《我爱你或者不爱》（1972）、《7号的尝试》（1973）、《那是她的图像，这是情人的自杀》（1975）、《婚礼》（1977）、《高影赞歌》（1983）、《海之颂的围困》（1984）等诗集，以及散文集《关于祖国的事》(1971)、《平常悲伤日记》(1973)、《别了，战争……别了，和平》（1974）。客居他乡，频繁出入车站、码头和机场，诗人深切体会到无家可归的悲惨，对个人与祖国命运的思考也趋于冷峻。流亡生涯的艰辛，对故土和祖国的思念，成为诗人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主题。较之前期，这一阶段的诗作更有深度、复杂性和抒情意味，意象更加丰富而密集，基调是沉郁、深沉的。部分作品是长诗，具有戏剧化探索的特点。

1985年起，达尔维什开始了在巴黎的10年旅居生活。他创作了《她是一支歌，她是一支歌》（1986）、《更少的玫瑰》（1986）、《我见我所愿》（1990）、《十一颗星辰》（1992）、《为何你将马儿独自抛下》（1995）等诗集，以及散文集《为了忘却的记忆》（1987）、《描述我们的境况》（1987）、《等待野蛮人》（1987）、《临时话语的临时过客》（1991）。达尔维什认为，就某种意义而言，在巴黎，他的诗歌才完成了真正的诞生。远离祖国的距离感，使他能够以“旁观者”姿态冷静地审视祖国、阿拉伯民族乃至世界，并从一个新的高度思考诗歌和人生。他开始思索：自己来自一个个体缺乏自由、群体未获解放、国家没有依托的国度，这一背景必定要让自己的创作受到制约？还是有可能使之变得更为丰富、深刻和独特？伴随着思考，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祖国和流亡地依然是重要主题，然而，诗人处理的角度和高度有了变化，他在其中贯注了更多人性的、情感的、美学的乃至神秘主义的元素。这一阶段的诗中还大量出现具有中东文化特色的神话历史意象，开创了一种秉承文化遗产的现代神话结构，呈现出史诗般的磅礴大气。由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1993年巴以双方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令人失望，诗人的部分作品也流露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无奈与挫败之感。

1995年，达尔维什最终结束长达25年的流亡，回到巴勒斯坦定居。其间他潜心创作，完成了《陌生女人的床榻》（1999）、《壁画》（2001）、《围困的境况》（2002）、《不必为你的行为道歉》（2003）、《宛若杏花或更远》（2005）、《蝶之痕》（2008）、《我不想结束这首诗》（诗人逝世后于2009年出版）等诗集，还发表了散文集《在场的缺席》（2006）、《归者的困惑》（2007）。世纪之交的中东并未迎来和平的曙光，巴以双方的流血冲突陷入恶性循环，诗人的定居地拉姆安拉一度被以军围困3年之久。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诗人忍受着挫败和失落之痛，致力于创造一个语言中的诗意祖国，以此抵抗沉沦。他的暮年诗作更加关注有血有肉的个体命运，喜爱表现生活细节之美，倡导人道主义，反思民族文化，审视生命与死亡，呼吁自由、爱与希望。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尤为珍视因心脏病发而住院抢救时写下的长诗《壁画》，期望以此留下一部如壁画般不朽、如阿拉伯古悬诗般具有永恒意义的杰作。

达尔维什虽在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量读者，并深受巴勒斯坦人民的爱戴，但他的许多诗作理解起来其实颇有难度，因为其中涉及许多背景知识，如诗人的独特经历，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中东地区极为丰富的宗教、历史、神话、传说等文化遗产。总体而言，祖国、流亡、抵抗、人道主义、语言与诗歌等等，是解读达尔维什作品的若干关键词。

巴勒斯坦虽然是“像芝麻粒一样纤小”的国度，但这片土地人杰地灵，既有肥沃的田野、丰富的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绚烂的文明，更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在达尔维什笔下，诗人对祖国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祖国是母亲或姐妹，是爱人与情人，是“我的女主人”，是我“诗歌的火焰”和“旅途的食粮”。在诗人看来，人终将化为尘土回归故地，与大地合为一体，通过滋养大地、孕育新生而归于不朽；因此，人与土地生死同命，荣辱与共。但是，随着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宣布建国，巴勒斯坦人民开始遭遇丧土失国之殇与背井离乡之痛，其创痛之深、历时之长，实属举世罕见。祖国，在诗人眼里不再那么浪漫了。那是“遗忘了离去者音调的祖国”，是“在歌声里和屠宰场不断重复的祖国”，是“屠杀了我的祖国”。与祖国、土地有关的一切，都充满了痛苦的悖论：“我们”身处的地方，是“我们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回归故土，只是“返回一个石质的梦”；身陷囹圄的爱国者只能想象：“大地多么辽阔！/针眼里的大地多么美丽”；四海为家的漂泊者只能哀叹：“我们旅行，去找寻零”；祖国，是“那个我没在护照上找到戳印的国家”。

饱受了流离失所之苦，诗人对祖国的认知渐趋平和而深刻。祖国深藏于内心，呈现于日常，她就是“转辗于机场的旅行箱”，“就是喝到母亲的咖啡/就是晚上可以回家”。诗人甚至不无调侃地建议，“用一头普通的驴作为（国旗的）象征/那该有多好”，“选一首关于鸽子婚嫁的歌曲（作为国歌的歌词）/那该有多好”。祖国像杏花一样透明、轻盈、柔弱，却难以记述，无法形容。诗人晚年还对用空泛的政治口号曲解祖国表示厌倦：“当一位作家仰望星辰，却不会说出‘我们的祖国更高……更美’，这时的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也对利用祖国进行政治投机予以警惕：“赞美祖国/就跟诋毁祖国一样/是和别的职业类似的一门职业”。他还深刻反思本国、本民族政治与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在《如果我们想要》、《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你》等诗作中，许多短章都体现出这种冷峻的反思意识。

流亡，是达尔维什诗歌的另一主题。诗人和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亡者一样，对于居无定所、辗转四处的流亡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他的诗中，身份证、护照等证明文件，成为被剥夺、被驱离者身份的不幸象征，而机场、港口、车站、旅店、背包、道路、大海、飞鸟等意象，则浓缩了浪迹天涯、无家可归者的伤感和痛楚，正如他在长诗《高影赞歌》的感慨：“我的祖国是背包/只是没有人行道/没有墙/脚下没有土地/可让我随心所欲地死去/周遭没有天空/可让我穿行到先知的营帐。”有时，诗人以反讽的笔调书写流亡者的窘境：“我们变成/摆脱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更多的时候，诗人笔下流露出愁断寸肠的忧思：“我们的岁月年华/如何飘零在回归的路途/我们把生命遗落在何处？/我问一只/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顿时，它在泪水中/燃烧。”

1995年，达尔维什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定居。虽然回归祖国，但他对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深感失望，也无法认同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乃至民众的许多行为和观念。在归国之前的诗作《真相有两面，雪是黑色的》，就已流露出这种不满，有些评论家甚至揣测，这是一首诗人跟阿拉法特直接对话、表达含蓄批评的作品。归国后，现实中的巴勒斯坦与诗人理想中的祖国相去甚远，因此，他在无奈中写下“巴勒斯坦远得没有边”，“此刻，在流亡地，是的，在家中”这样的诗句。诗人感受的，是“在场的缺席”的悖论：地理意义的在场，却难以消除心理层面、思想层面的疏离和缺席。到了晚年，诗人对“流亡”的认知又有了深化，他开始认同巴勒斯坦同胞爱德华·赛义德所推崇的“流亡的愉悦”，在承受流亡这无法卸去的负担之同时，也自觉地把流亡视为获取自由和创造力的独特源泉：“自由人便是选择流亡地的人/那么，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自由人/我前行……于是方向变得清晰”。

在达尔维什的诗歌生涯中，“抵抗”一词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并呈现出一道由朴素渐臻深刻、由单一逐渐丰富的嬗变轨迹。早期他理解的抵抗，体现为与占领者作军事的、政治的抗争：“抵抗占领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抵抗有许多形式，例如坚贞不屈，拒绝接受以色列旨在抹杀巴勒斯坦的所有图谋，或寻求多种斗争途径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到后期，他从诗性高度诠释抵抗的真谛：“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捍卫生命的诗歌，是一种本质上的抵抗。”

达尔维什抵抗观的这一嬗变，与当代巴勒斯坦事业的演变态势无疑有着直接的关系。摆在诗人和无数巴勒斯坦人面前的一个残酷现实是：由于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日益悬殊，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解放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还蒙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严重后果。然而，诗人的认知逐渐向美学的、文化的抵抗观过渡，却并不仅仅是接受无奈现实的被动选择，而是体现了诗人对自身使命更深刻的觉知。在收复失土杳然无望的现实面前，诗人并没有陷入绝望，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少之又少，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只剩两个：要么活下去，要么活下去！他有权捍卫自己，而首要武器便是维护自己的属性、权利和身份，然后用一切途径保留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当代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深刻困境在于，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与土地密不可分的政治身份，而且他们的文化属性也面临日益消解的危险：一方面，以色列刻意抹杀他们与这片土地溯之久远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被全球化时代的传媒有意无意地贴上“恐怖”、“极端”的标签。面临这样的困境，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达尔维什给出的答案是：诗歌固然无法收复失地、推翻暴政，但它也有“丝绸的力量和蜂蜜的刚强”；抵抗偏见，抵抗遗忘，抵抗狭隘，这是身为巴勒斯坦诗人的意义所在。诗歌是轻柔的，但诗人的使命和负担却并不轻松。在《你扛着蝴蝶的负担》一诗里，达尔维什对话自己，用“蝴蝶的负担”来感叹诗人所肩负的民族使命与社会责任之重，激励自己“对不可能说不”。

在达尔维什看来，诗歌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感召具有群体意义的民众，唤醒他们的使命意识；也在于启迪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意识，让他们在困境中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从而捍卫、丰富、发展民族和个体的身份属性。他曾写道：“巴勒斯坦人并非一份职业或一句口号。他首先是一个存在的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颤；他响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号召做爱……他繁衍子嗣，为的是保存种姓、延续生命，而不是求死，除非到后来他变得生不如死！这意味着，长期的占领未能抹杀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如愿以偿地征服我们的语言和情感，令其在围困之中枯竭。”而显然，展示巴勒斯坦人的审美能力，是诗人抵抗占领和抹杀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达尔维什在“祖国回归”的宏大命题和诗歌的艺术魅力之间实现了对接：诗歌，“它可以/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无疑，这样美丽的诗歌，在温暖着、慰藉着一个悲情民族的同时，也在改写着、重塑着世界对这个民族的认知。

达尔维什与丽塔。

作为“抵抗”诗人的达尔维什，不仅深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爱戴，而且受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尊重乃至仰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作品一直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维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举行的一次巴以作家对话会上，达尔维什直言：“我们的面容是悲伤的，但它不仇恨；是真性的，但它不屈服；是受压迫的，但它不卑微。”在他的所有诗作中，都找不到源于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抵抗的是压迫，无论这压迫来自阿拉伯暴君或以色列占领者。这一人道主义立场，也许与达尔维什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他在海法就读中学时，一位名叫苏珊娜的犹太女教师对他关怀备至，被他视若“母亲”。他的初恋情人，是一位名叫“丽塔”的犹太少女，后来，丽塔成了达尔维什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女性，是他叙事诗中“我”与之倾诉衷肠的情人或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丽塔与枪》一诗便叙述了阿拉伯青年与犹太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这一恋情以丽塔被枪杀而终结，“在丽塔与我的眼睛之间”的那杆枪，分明是罪恶战争的象征。在《梦见白百合的士兵》中，诗人记述了与一名犹太士兵的对话，这位战场上的杀手，内心深处也藏着一个或许与巴勒斯坦士兵无异的愿望：“我要良心一枚，不愿填塞步枪/我要明媚的白昼，不要疯狂的/法西斯的胜利时光”。在《共同的敌人》中，诗人设想敌对双方的士兵在女友面前说着相同的话语，“失败只是个孤零零的词语。然而每个战士，在他爱人面前却不是士兵”；“两方的死者直到最后才懂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这其中意义何在？意义何在？”

在后期诗作中，达尔维什还超越政治，对巴以冲突的文化、历史原因作深入的探究与反思。他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祖先迦南人哀叹：“你的不幸，是你挑中的园圃/靠近了神的边界”；他还表达了对人类历史的感慨：“大地就是流放地，/历史便是一场悲剧，它始于该隐和亚伯的/家庭之争”。通过这种将冲突根源远溯至人之初、历史之初的策略，诗人一方面传达了对于巴以两个民族兄弟阋墙、相争相残的讽刺和嗟叹，另一方面也让巴以冲突成为人类无休止冲突的一个隐喻，巴勒斯坦的悲剧，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普世意义。

最后，还有必要谈谈达尔维什的语言观和读者观。他在《为悬诗而歌》中写道：“再无土地承载我，/唯有我的话语携我同行。”作为一位家园被剥夺的诗人，这确是毫不造作的由衷之言。语言不仅是他的唯一同行者，也是他最珍视的唯一财富。在达尔维什看来，人类的恩怨纷争，相对于漫长的文明史而言不过是充满荒诞的闹剧。只有语言才能记录历史，并让未来的人类文明具有无限可能。在许多诗作中，他都表达了用语言、诗歌战胜死亡、获得诗性永生的雄心。晚年，对于朋友提出的问题“艺术是否真像你在《壁画》中所说的那样具有战胜死亡的力量？”他如此作答：“这不过是人类制造的一种幻象，以证明我们的确存在于世上。但这幻象是美丽的。”其实，语言战胜死亡并不是幻象，达尔维什的诗篇，和人类灿若群星的文化巨匠留下的作品一样，确实具有传之久远、获得永生的生命力。

语言还标志着语言使用者与自身文明和祖先的血脉接续。达尔维什十分珍视自己来自中东这片文化沃土的身份，为自己传承的文化遗产自豪：“这就是我的语言，/我的奇迹，我的神杖，/我的巴比伦花园，我的方尖碑，/我的第一身份”。同时，他理解的遗产又不仅仅是传承，而且意味着创新：“诗人必须有一份新的祝酒辞/和全新的歌曲。”他的不少诗篇，还表达了语言和诗歌的神秘性：“诗歌是明日的妻子，昨日的闺女/它扎营在写作和语言之间/一块模糊的地域。”

在阿拉伯读者眼里，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的情人乃至圣徒，人们期待他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但达尔维什没有陶醉于此，相反，他一直承受着民族代言人和诗歌艺术之间的巨大张力，他曾发出感慨：“做一个巴勒斯坦人很难，做一个巴勒斯坦诗人也很难，因为他必须同时兼顾内心和外界，同时实现诗歌的美学和功能。他既要抛下神话的政治性，又要洞察现实的诗性，做到诗人与政治家的二体合一。”他并不回避诗人应秉持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对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被刻意标举保持警觉；他致力于通过诗歌提高祖国人民的个体自觉和审美情操，又不愿牺牲诗歌的艺术性降格以求。实际上，他诗歌生涯的创新与变化，往往伴随着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读乃至指责，但是他淡然以对：“我感谢他们的误解，/然后，又去寻找新的诗篇。”奇怪的是，在达尔维什后期，他与读者大众的关系还呈现出某种神秘性。巴勒斯坦各地为他举行的大型朗诵会每次都座无虚席；他朗诵的部分诗作，其实颇为晦涩，但现场总是鸦雀无声，许多听众似懂非懂，却听得泪流满面。

达尔维什长眠之所。

达尔维什博物馆。

在俯瞰拉姆安拉城区的一个山丘顶部，坐落着达尔维什的长眠之所。庄严肃穆的墓地一侧，是设计得极富艺术气息的达尔维什博物馆，近旁的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阿拉伯语文字：“由祖国，赠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我，一定要去一趟巴勒斯坦，向伟大的诗人问候、致敬。在那风动云动的山顶，我还要去凝望他吹入长笛里的遥远色彩，去聆听他在泥土上描画的马的嘶鸣，去欣赏杏花如何露出水汪汪的微笑，去感受云朵如何盈满诗的眼眶。

我还一定要去寻访那素洁如玉、馨香如缕的花儿。是的，是它，就是它，启发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用栀子花的呐喊，

令祖国回归！”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著 薛庆国、唐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